论文提要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审判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在审判中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法院的形象，影响着国家法律的执行，人们也给人民法官许多很高的美誉：正义的化身、社会公正的保护神。公正行使审判权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社会正义的伸张。确保人民法院审判公正，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司法为民思想，推进司法改革，必须坚持宪法原则，必须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和落实人大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强化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保障审判工作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全文共7761字）

审判机关，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通过法律适用形式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关，审判是国家为公民之间提供不用武力解决社会纠纷的方法。法院合法、公正的审判以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作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和终结性。追求审判公正是现实社会平衡、社会稳定的需要，是人民生活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审判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依法公平与依法正义的原则；公正的含义则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审判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依法公平和依法正义的精神，实现依法治国的最终目标。

一、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公正行使审判权，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公正行使审判权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公正行使审判权。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公正行使审判权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公正行使审判权,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公正行使审判权,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公正行使审判权,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公正行使审判权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③]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④]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说司法被真正‘归位’了。”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而不可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3、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公正行使审判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⑤]司法的独立是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4、改进审判指导方式。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发布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编纂案例。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公正行使审判权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公正行使审判权,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公正行使审判权,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毫无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应当成为新世纪人民法官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追求审判公正尤其是法官的神圣职责。[⑦]但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问题。受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中，有法院系统中职务较高的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凤歧，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黑龙江省高院原院长徐衍东以及广西高院、海南高院的原副院长，武汉中院、广州中院的原副院长等。这些数字说明了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存在这些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审判公正的大前提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不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落实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对法院的监督，尤其是对职务较高的法官的监督不到位造成的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事实上，审判不公、法官腐败是由于对法官审判权力监督不到位造成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权力的构建应该是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应该在于保障审判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法官腐败和审判不公。“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法官是经过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审判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在法院系统中，这几年来同样也在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是追求审判公正，但追求审判公正的途径不同，这几年来，我们过份的强调了“司法独立”，并且对“司法独立”的理解出现了超越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偏差，忽视了宪法规定的监督对审判公正的作用，过份强调了在“三权分立”理念下的司法独立，忽视了遵守宪法规定前提下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改革的过程中，未能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实际上一些改革的做法超越了宪法的规定，超越了法律的规定，在事实上扩大了未能受到监督的部分法官审判的自由裁量权；改变了宪法、法律规定的法律原则，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改变到以“法律事实”为依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法官认定事实的严格要求。同时，在基层法庭实行从职权主义的办案作风转变到当事人主义的办案作风，这与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存在相当大的相适应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未必一下子就能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落后地区得以相适应而得以实行。证据规则制定的一些做法与诉讼法的规定不相一致，但现实是造成了当事人和律师的不满，造成大量信访案件的一定原因。在法律、法规未修改之前，先行改变了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审判权逾越了人大的立法权，违反了宪法原则。在审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了“三权分立”的司法理念，其结果，造成了一些法官权力的自我膨胀，不受监督的自以为是，忽视了监督的存在，走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司法理念的局端，与现实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出现了不协调的客观现象，出现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问题是难免的。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公正行使审判权。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公正行使审判权,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事实上，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同时,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是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独立,离开了执政党的领导来讲独立,就是失去了权力基础,失去了审判权的来源。[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改变审判存在不公的现象，解决法官腐败的问题，只有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原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现象。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原则，必须正确认识、处理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首先，应该认识到法院是一切纠纷的最终处理机关，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审判因法官的腐败而失去公正，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最后说理的地方，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最终失去的则是对执政党的信任，并进而妨碍到国家的稳定。所以，党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其目的是实现法制的统一，审判的公正。逐步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变为法官自觉审判公正的行动。

其次，应该认识到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是独立履行其担负的审判职能，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独立于国家权力机关之外。而且，独立进行审判的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它遵循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合议制原则，不受法院以外的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再次，应该认识到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并不是说法院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把审判独立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孤立、片面地认识二者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审判是对立的、矛盾的，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是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依法行使好审判权。

总之，要公正行使审判权，改变审判存在不公的现象，解决法官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尤其必须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使司法公正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