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一家两制”？

　　近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在对浙江省的反馈中，首用并两提“一家两制”，发出明确信号：警惕“一家两制”催生“一窝黑”！

　　中央第五巡视组在反馈问题时提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问题反映集中，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一些地方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有的领域监管不够，落实‘两个责任’不平衡”。紧接着在意见建议首条又明确，“省委和省纪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妥善研究应对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造成利益冲突问题，明确界定基本要求，扎牢制度笼子”。

　　“一家两制”实非新面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介绍，以往“一家两制”多形容“裸官”家庭，指“一个家庭的成员，生活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一些国家公务人员的家属移民或移居海外，官员自身仍在国内任职。部分‘裸官’通过非正常渠道积聚起财富后，把财产和钱财迅速转移到国外。”她表示，从当下的实际来看，“制”的含义也开始指向了“体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当前的“一家两制”主要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在“体制内”的行政部门、党政机关，另一方经商、办企业，工作类别属于“体制外”。“这样的结构易为‘借权谋私’埋下隐患，比如有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本为亲属谋取特定利益，此前，巡视组提出的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也属于‘一家两制’引发的问题。”

　　靠“一家两制”进行利益输送，说白了，就是以家庭为“权钱共同体”，由官员分工扮演大公无私的“廉洁公仆”，另有自家人分工担任“大私无公”的角色，受贿、接红包、收好处、享特权、领人情一概由其代劳；就是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家发财”！

　　“一家两制”警钟在浙江敲响耐人寻味

　　作为东部经济大省，浙江个体和私有经济非常繁荣，随着阿里巴巴美国上市，浙江整合个体户的大篷车模式在世界经济舞台华丽登场。在创业与发展的关键时刻，警惕领导干部“一家两制”，警惕私利益对公权力的腐蚀，警惕腐化权力对经济行为的不良干预，给公权定边界、还市场以规律，无疑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也正致力于消除同样的问题。今年7月，广州市纪委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官员利用影响力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进行“曲线敛财”成违纪违法的常见手段，已经引起纪检部门高度重视。新闻发言人梅河清透露，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涉及此类问题，占要案总数的33.3%，大案要案呈现出腐败家族化的趋势。

　　2014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发现，14个省市和单位中有７个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第二轮巡视反馈同样指出了干部亲属利用职权经商牟利的问题。

　　“‘家族式腐败’往往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违纪手段的隐蔽性、违纪成本的低廉性、违纪行为的抱团性，发现难、牵涉广、危害大。”专家强调，这会加速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国民心态失衡，同时形成不良风气，加速权力系统的“腐烂”，最终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牵‘一家’动‘一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提醒，“通过‘一家两制’进行利益输送，未必直接是公私对接，很可能是公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交易，再辗转兑现，‘洗’成自家人的利益。这其中的连锁效应危害超乎想象，易造成权力结构型腐败。”

　　该敲响警钟、对“一家两制”严阵以待的，绝不只是浙江一地！

　　从管权入手严防“家族式腐败”

　　专家建议，在完善严禁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兼任经济实体职务，干部子女在其分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相关规定的同时，必须加强制度执行和监督，落实问责及惩戒机制，对“家族式”腐败露头就打，绝不手软。

　　“把挂在墙上的制度变成活的，坚决执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副主任、研究员辛向阳表示。

　　“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管权’入手。”杨伟东提出，“一家两制”现实情况千差万别，与其着眼于掌握权力的人，不如排除个体差异，从本源上管住权力，实现不管谁在这个位置上、谁行使这项权力，都没有机会滥用权力的效果。

　　我们都说，家是灵魂的屋檐。不难想象，以家为“权钱共同体”，靠“一家两制”输送利益，这样的家里会走出怎样的干部。家，也是温暖的港湾。在这“家族式腐败”的路上越陷越深，只会走向“家族式崩溃”，领导干部自身也应对照检查、敲响警钟。

　　“我的手铐里有你的一半”，这类损公不利私的“一家两制”悲剧不应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