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啸亭杂录》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吴江县令郭琇因贪黩敛财，被人告发，新任江苏巡抚汤斌传他至苏州，训诫他为官要清廉。郭琇答道：“我的前任上司余国柱贪得无厌，如果我不能填满他的贪壑，就得丢官，丢官就不能替老百姓做事了。今后如果大人能够做到一清如水，我哪里还敢贪赃枉法？”汤斌说，那就试试吧！郭琇回到县衙后，叫衙役们打来清水，把大堂冲洗得一干二净，宣称：“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自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郭琇在吴江政绩卓著，因“兴学校、禁私派、革火耗、清漕弊”，又善断疑案，深得地方百姓拥戴。汤斌没想到自己一顿训斥竟然教出了一个得力干将，因此极力褒奖举荐郭琇。汤斌的清廉，在当时是很有些名气的。他因为生活简朴被称为“豆腐汤”、“羊裘公”（常穿破羊裘），又是理学名臣、当朝天子的老师，由其举荐的人才哪还有差？所以，康熙皇帝下诏提拔已年届五十的郭琇为江南道监察御史。
郭琇当了御史直言敢谏，曾半年之内，参罢三位宰相、两位尚书、一位阁学。太师明珠和武英殿大学士余国柱权倾朝野，两人结党营私，卖官纳贿，朝中无人敢言。只有郭琇不畏强权，上书参劾，明珠和余国柱罪行败露，均被革职查办。从此，郭琇清正之名声振天下，人们尊称他为“铁面御史”。
前面说了“前贪后廉”，后面我们再说说“前谀后诤”。
裴矩前半辈子在隋朝做官，是以阿谀奉承、逢迎拍马而著称的佞臣。隋炀帝好大喜功，他就命人绘制天下美景以进，并亲自督造豪华游船，制定旅游路线。隋炀帝好嬉戏，他就将天下四方各种杂技戏耍集中洛阳，以博其欢心。裴矩时时处处阿附隋炀帝，以致后者都禁不住感叹：“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坏点子，向隋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准奏，下令照办，所以以史书上称裴矩是隋之佞臣。
后来隋炀帝被弑，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窦建德兵败被杀，裴矩率余部降唐，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归顺唐朝后，这位前朝佞臣一反常态，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成了敢于直言相谏的诤臣。据说，唐太宗秘密派近臣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犯颜直谏：“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假如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郭琇的“前贪后廉”与裴矩的“前谀后诤”，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官者是否为政清廉、做人清白，与上司的要求和影响关系甚大。如果上官要钱索物挥霍享受，下官怎能不请客送礼搜刮民财；如果上官清正廉洁以身作则，下官也会自觉要求自己，至少徇私枉法贪污受贿会有所收敛；如果领导为人正直作风扎实，下级怎敢欺上瞒下阿谀奉承。唐太宗李世民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司马光也曾说过：“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因此，廉政勤政，必须由领导率先垂范，反腐倡廉，也必须从领导做起。
不可否认，为官是清廉还是腐败，主要是由为官者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这是其发展变化的内因。但他所处的从政环境，尤其上司的“圆”和“方”，作为外因，对其发展变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郭琇初任吴江县令时，正值余国柱任江苏巡抚，余国柱乃一巨贪，徇私枉法索贿巨万，弄得民不聊生，郭琇穷于应付，不得不靠搜刮民财来满足其贪欲。汤斌的到来，改变了郭琇的为官环境，才使他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细看裴矩的“前谀后诤”，也是“盘圆水圆，盂方水方”的结果。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在一个正派廉洁、事业心强的领导麾下，很自然会聚集起一批正直廉洁、好学上进的部属，而在一个只知敛财捞钱、花天酒地的贪官周围，也很容易形成一个弄臣、马屁精以及腐败分子的小圈子，就是原本不错的干部，也会“近墨者黑”，很快就会同流合污。近年来连续出现的窝案、串案，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坚决反对腐败”，这是全党的意志、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要求。领导干部是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因为领导岗位是滋生腐败的“高危地”，领导示范是倡导廉政的“风向标”，领导参与是抵御腐败的“坚强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反面典型为戒，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既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以自身形象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部属；又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所在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反腐倡廉工作，以实际行动抓好各项工作，造福人民。 |
